2月12日的沙龙是被誉为“莱比锡的黄金”的阿本德洛特纪念专场。赫尔曼·阿本德洛特（1883-1956）生于法兰克福，最初做过一阵子书商，1900年入慕尼黑音乐学院学习，1918年任科隆歌剧院总监到40年代任格万特豪斯乐团指挥，事业稳步上升，置身德国音乐生活的主流，他还相继身兼另外三个职位——科隆、莱比锡和魏玛音乐学院院长。战时的43、44两年，他出任拜鲁伊特音乐节指挥，能身居此职而未与纳粹上层过从甚密乃至日后授人以柄，其处世哲学非同寻常。战后的1949年，他出任莱比锡广播乐团指挥直到去世，现在我们看到的唱片，主要是这个时间段的录音，此外的合作对象，尚有柏林广播乐团。莱比锡广播乐团后来名气一般，跟没有可与比肩者接他的班有关。

20年前三联《爱乐》杂志关于历史录音的大讨论里，有人认为应该以历史事件作为历史录音分野的界限，而1954年正是这样一个划线的关键点，因为富特文格勒和随后阿本德洛特等人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那次讨论的结果，还把阿本德洛特列为历史录音的10位焦点指挥家之一，也许这是他引发中国乐迷关注的开始。

严宝瑜先生的《一个老爱乐者对自己爱乐经历的回忆》一文里有如下一节文字，是难得的传神的一手材料——我有幸见过阿本德洛特，那是1955年圣诞晚，我们莱比锡大学日耳曼语文系的留学生被系主任、著名的语言学家弗林克斯邀请到他家中，我们唱了一个陕北民歌“还乡河”，歌声引来了一个面色和善的邻居老头，他就是阿本德洛特，他要我们把歌词内容译给他听。他是纳粹时期“格万特豪斯”乐队的指挥，但他没有什么政治劣迹。我问到纳粹时期德国人的音乐生活，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回答：“那个晦暗的日子里，人们特别需要贝多芬。”

本期讲座，贺老师主要回顾了阿本德洛特的贝多芬、勃拉姆斯及布鲁克纳的遗产情况并做了欣赏。讲座最后，贺老师说——阿氏50年11月28日指挥柏林广播乐团的柴六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演出，显现出阿氏对于“悲怆”的一种特殊思考，我的观感，它意味着“悲怆”与任何个人所经历的未经提炼的世俗悲情毫无瓜葛，它只关乎人类对自身命运的内省。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阿氏对于乐队能量的控制——他实在是一个少见的精于收束之道的指挥家，在他手里，柴六被“减”成了一本剔除了“小我”恩怨的沉思录，剩下的惟有一个尘世中的“大我”背影，我把他当成阿氏自己的最后背影。

（宁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