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秋帆影话31期，贺老师聊《窃听风暴》。

2007年，该片在欧洲电影节及奥斯卡奖外语片竞赛单元大获全胜，这是一部以前东德国安组织斯塔西特工维斯勒奉命窃听“公知”德赖曼的生活为题材的影片。编导唐诺斯马克当时年仅33，据说剧本早在9年前已经开始准备，写作和雕琢则花去4年。贺老师推算柏林墙推倒时候，他只有十五岁，但他却奉献了一部被誉为“德国一思考，世界就感动”的杰作，不由得令人生发许多联想，某种意义上，他完成了一个电影化的对统一前德国社会深刻反思的使命，一个本来更应该由其父辈来完成的备忘录，它意味着，反思历史已成为新一代德国人的一种自觉行为，而这，也许就是日耳曼民族之伟大的一个理由吧！

进入新世纪，其实不断有同类题材的德国影片涌现，《再见列宁》、《德国的柏林》和《自由的通道》各擅胜场，但是，触及国家机器内部，以一个良知未泯的“螺丝钉”的叛逆和他人性的复归为题材，唤起人们对“非自然人间世”里仅存的伟大人性的敬意的，惟有《窃听风暴》，或者说，影片所向披靡的根本，乃是“人性无敌”母题的又一次胜利——它述说的不仅仅是德国的某段历史，它对所有有着相似历史背景的民族都构成了警醒意义。

贺老师认为，布莱希特作为一个符号在影片里充当着一种奇妙的粘合剂。他的《伽利略》和《四川好人》，探讨着同一个核心问题，在面对反人性的强权时，个人如何抉择？也许《四川好人》的基因化为钢琴作品《好人奏鸣曲》在影片里承担着关于抉择的语义。雅斯贝尔斯说，“除非先有个人的自我审视，否则不可能有集体的(真正)自我分析。如果个人能够首先做到，然后以交际的方式真正汇集到一起,那么就能扩大为许许多多人的意识,这种意识可以称作为民族意识。”

孤独地在人群里翻阅着布莱希特诗集的耶尔斯卡，把《好人奏鸣曲》的乐谱送给了德赖曼，意味着好人的种子的薪火相传，楼上的维斯勒监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也间接地接收到种子，他后来的“偷”布莱希特诗集和听《好人奏鸣曲》则表明其内心对种子的植入，此后开始了两个男人间并不自知的关于种子生长的互动直至他们最后的心灵拥抱，把好人的理想进一步高扬乃至升华，历史终于达成了对反抗者的认可，这是可以告慰耶尔斯卡的最好方式。从形式上看，德赖曼用新书完成了对“好人”故事的重述，维斯勒则用灵犀相通的回应表达了对“好人”故事的认同，好人的接力棒冲过终点，他们用拥抱来庆贺胜利，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它和政治意义上的统一无关，这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统一时刻，在好人之光的照耀之中，一个民族传承着它的理想，找到了疗伤的最好办法。

（宁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