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的保国寺大殿，到今年刚好满千岁。它如同一位长者，用顽强的毅力，在江南多雨潮湿、台风肆虐、白蚁横行的环境下，艰难地走过1000个风雨春秋，开创了中国古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成为保存最完整、江南仅存的几座唐宋以前建筑之一。
　　千年的脚步，如此沉重，可以向人们诉说的太多太多。在其并不宽敞的建筑格局内，蕴含了数不尽的建筑实例、谜团、故事，很多至今成为困扰科学家的难题。
　　千岁之喜，举世关注。文博界将开展一系列活动，来纪念这位中国古建的“长寿之星”。越往后，保国寺的时间之旅将越艰难，“千岁长者”还将走下去，也将迎来史上最好的保护时期。在跨入千年门槛之际，我们有必要深情地去关注这位“长者”的前世今生。
　　一
　　今天的保国寺受到各方的极大关注，是因为它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标本式的意义。可在60年前，这座古寺庙，沉寂无音，残败不堪，香火湮灭。若不是一次偶然的发现，它可能会同其他成千上万座古建一样，坍塌覆灭，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2013年4月9日，我们特地赶到南京，采访当年保国寺的发现者之一的戚德耀先生。
戚老为北仑梅墟人，生于杭州，长在上海，今年92岁。他的健康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头脑清晰，身体尚好，走起路来步伐稳健。采访前，他告诉我们，次日要到无锡去开国家文物局的会议。无锡方面要来车接，被戚老婉拒。他要乘地铁，再转乘高铁，一个人过去。闻听此言，我们惊讶不已。
　　一下午的采访，老人处在兴奋的讲述之中，讲起当年的发现，恍如昨日……
　　1954年暑期，正在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学习的戚德耀和同学窦学智、方长源三人，组成一个民居及古建筑调查小组，深入到杭州、绍兴、宁波等地调查。目的是在共和国建设初期，大量采用苏联的设计，需要加入中国元素，形成“社会主义+民族形式”的建筑理念。他们的导师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刘敦桢教授。当年，刘教授的地位在中国建筑学界是响当当的，他在国内最早组织成立“中国建筑研究室”，在古建筑界素有“北梁南刘”之说。
　　开始，三人均以为，要调查的杭州、绍兴、宁波均靠近大上海，开放程度高，古建筑存下来的应该是少之又少，调查的重点放在民居上。在完成杭州、绍兴的调查后，他们来到慈城(当初为慈溪县城)。先与县文教科取得联系，一位姓吴的同志向他们介绍了县城内的普济寺，顺便告诉他们：“据此10华里的洪塘北面山坳里有座古刹，很特别，其中大殿为‘无梁殿’，可能是唐代建筑。”几人听后，兴奋不已。宁波调查的重点本来是放在天一阁的，这下，有了新目标。
　　8月3日，在完成天一阁的调查后，他们乘车来到洪塘，询问去保国寺的路径，群众回答“望山向北而行，寺藏山坳，确有无梁殿。”三人甚喜。沿蛇形山路前行，村落依稀可见。此时，天公不作美，突然下起大雨，沿路又无避雨之所，三人狂奔约半小时，再经打听，方知寺庙在前面山坳里。
　　此刻，他们早已通体淋湿。踏上登山石道，越过半山，隐约望见马头墙，再往前走，满眼是残垣断壁和几座僧墓。山门早已被毁，可透过这一切，不远处望见一灰黑瓦顶的建筑，气势非凡，是一座面阔三间，周绕回廊重檐歇山顶的大雄宝殿。
　　殿内并无僧人。他们便开始仔细观察大殿。戚德耀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檐下一排粗壮而远眺的斗拱，重翘重昂，后尾很长一直到前槽，由于原油漆剥落，单剩白底色，故特别显眼。殿内九根瓜棱形(花瓣形)内柱和前槽顶上的镂空藻井及枋子上的‘七朱八白’等各种古建筑特有的形式，使我们欣喜若狂，终于找到一座古佛殿遗构了。”
　　单就斗拱、瓜棱柱和藻井，几种构建的组合，凭他们当时所学的古建筑知识，便可断定并非明清建筑。在须弥座佛台背面的“造石佛座记”镌刻中，可以看到“崇宁元年(1102年)”字样，他们初步断定为元代之前的建筑。
　　至于“无梁殿”之说，因大殿为木作，顶梁被天花板所遮，故被周围群众误以为是“无梁殿”。殿内也曾供奉“无量寿佛”，也许因此落下“无梁殿”的说法。
　　戚德耀和同学初步查看了大殿，和同学初步查看了大殿，又沿阶而上，穿过几个院落，在后厢房找到一位五十开外的留守看护者。见他目光恍惚，神情萎靡，得知寺院衰败缘由，他的生活依靠当地政府供给，原寺内住持已于解放前避居上海，有部寺志带在身边。
　　外面的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戚德耀等人停留一阵，天色渐渐阴暗下来，无法拍照和测绘，他们不得不离开。但心中却充满喜悦，因为这个发现定会让远在南京的刘教授大喜过望。次日，便乘船到上海，返回南京，他们要急匆匆地向刘教授报告喜讯。
刘敦桢听了几位学生的汇报，心头一震，感到这有可能是他寻找已久的古建，若真像他们所说，那将会成为江南地区仅存的几处唐宋建筑之一。
　　刘教授的心情比谁都急，他要求学生立刻返回宁波，搭架测量，并制作出平面图、立面图、纵横剖面图及构建详图，所拍的照片能够达到出版水平。同时要搜集与大殿有关的碑铭文献，了解保国寺周边的环境、气候、水文、地质、地貌等资料，以便研究和确定年代。
　　三人经过简单的准备，没两天，又踏上重返宁波的路程。他们中，戚德耀负责拍照，窦学智素描为主，方长源管理测量和后勤。再次来到慈城的文教科，说明来意，当地很支持。他们花100元搭建起脚手架，雇一人烧饭，吃住在寺里。测量、拍照、绘图、记录，三人有分工，有合作，每日早起晚睡，忙个不停。
　　凭学半年的古建筑知识，几个人认为中国古代的庙宇建筑应为对称格局，只要仔细地记录下一半，另一半的信息便全部包括在里面了。所以，只搭起半堂架测绘。
　　没想到，这一认识让他们在保国寺“栽了跟头”。采访中，戚老遗憾地说：“没有搭满堂架，结果在另一侧的铺作下昂后尾上，留有墨书题记‘甲子元丰七年’字样，被漏掉了。现在字迹已经辩别不清了，这是很重要的信息，很可能是宋代维修时留下的。”
　　经半个月的紧张勘测，他们掌握了保国寺的各项数据，结束调查，返回南京。途经上海时，找到避难的保国寺住持，抄录了藏在他身边的《保国寺志》内容。
　　在南京的刘敦桢也在焦急地等待学生们的归来。一见面他就急切地观看调查结果，催促他们抓紧冲洗照片。凭他的学识和多年积累的经验，经过认真对比分析，最终认定保国寺为宋代建筑。
　　1957年，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征集时，国家文物局邀请刘敦桢对江浙皖三省符合条件的文物进行推荐，他圈定了保国寺。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国寺名列其中。宁波现在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有22处，而第一批时，只有保国寺一处。全省也只有六和塔、岳飞墓这样三处。
　　由于种种原因，窦学智、方长源先后离开了古建研究所，戚德耀仍留下从事老本行。他不无自豪地说：“这个偶然的发现，对我鼓励非常大，从此更加热爱上了古建筑，一辈子都从事这个行业，不仅研究，还保护。当听到哪里破坏古建筑时，就感到十分气愤。”
　　一次偶然的发现，成就了一段古建史上的佳话。其实，保国寺在戚德耀他们到来之前，早已存在于灵山山坳里900多年了，只是藏在深山人不识而已。当地人只知道有座寺院，还以为是普通的建筑，根本没有当回事，哪成想在他们身边还存在一处国宝，它在中国建筑史上足以傲视天下。
三
　　宋代有本叫《营造法式》的书，编纂成书于1103年，距今910年，是官方发布的一部制作典籍。按照时间计算，在保国寺大殿建成90年后，这部典籍编成。宋代经济发达，但盖房子缺乏统一的尺度章法，这部典籍规定了建筑上的大梁、结构、斗拱、柱子、门窗等部件的应用标准，具有规范意义。而等均能在《营造法式》中找到对应的记载，也就是说《营造法式》吸收了浙江地区木作的做法和流派，保国寺大殿成为了宋代建筑中的例证，在今天具有绝对的样板意义。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郭黛姮教授说：“我觉得作为当时最先进的木构技术的代表，可以说成为产生中国优秀建筑典籍《营造法式》的基础。”
　　除了建筑本身，保国寺还在清嘉庆年间和民国时期分别编纂两部《保国寺志》，为后人研究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资料。
今日我们所见到的保国寺，有点像一个熟透的桃子，表面光滑、包裹在外的红绿部分并不是宋代建筑，而是清代和民国时期所建。里面坚硬的内核，古朴沧桑，那才是宋代的木结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殿部分。
　　保国寺的建立可追溯到汉代，至北宋时，历史的风雨吹拂得寺院从未安宁过，受政治、自然和寺内僧人意志的影响，建筑屡建屡毁，直到1013年重新建起大殿，保国寺的主体建筑算是完全确立起来，并一直矗立至今天。尽管大殿的前后左右在不同时期，不断地添加山门、佛殿、祖堂、法堂、净土池、隐堂，以及各类亭殿，可随之而来的还是避免不了时建时毁，时损时修的结局，面貌也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今日所见的大殿，内核部分为宋代建筑，原为单檐三开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改为五开间重檐的外观，变成了清代佛殿的外貌。
4月9日下午，我去保国寺拍照，专门查看了大殿的重檐问题，因为留意过，所以能够清晰地辨别出宋代和清代的部分，仔细观察，分界还是很明显的。
　　不过，也许如同服装包裹着肌肤一样，改变外观的层面，也起到了保护作用，抵挡着风雨侵蚀、岁月风化，也符合了时代的规制，不会再有人去动拆迁的脑筋了。
　　现在人们所见到的保国寺是由宋、清、民国等几个不同时期的建筑共同构成，有点大杂烩的味道，不过，这也符合古建的现实，国内的很多寺院，都有如此不同时期建筑的特点。所以，一提起保国寺，有人便想当然地说是宋代建筑，这是不全面的。
4月9日下午，我去保国寺拍照，专门查看了大殿的重檐问题，因为留意过，所以能够清晰地辨别出宋代和清代的部分，仔细观察，分界还是很明显的。
　　不过，也许如同服装包裹着肌肤一样，改变外观的层面，也起到了保护作用，抵挡着风雨侵蚀、岁月风化，也符合了时代的规制，不会再有人去动拆迁的脑筋了。
　　现在人们所见到的保国寺是由宋、清、民国等几个不同时期的建筑共同构成，有点大杂烩的味道，不过，这也符合古建的现实，国内的很多寺院，都有如此不同时期建筑的特点。所以，一提起保国寺，有人便想当然地说是宋代建筑，这是不全面的。
保国寺的规模并不大，无法与周边的灵隐寺、天童寺、国清寺等相比。相对来讲，香火并不旺盛，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其名声的远播。“出头的椽子先烂”，因为繁盛和人气旺，那些著名的寺院虽然建造的历史都很长，但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毁坏和重修的过程，而躲在山坳里的保国寺，却可以悄无声息地在历史的风雨中得以保全，最终保存下来的建筑比他们都长。保国寺地处偏僻，山坳中隐蔽性强，香客来的少，从木结构的古建角度看，大大降低了火灾发生的几率。
　　1000年，滴水可以穿石，江山可以改变，除了地下保存下来的文物，真想不出还有什么能够容颜不改。况且是没有一颗钉子的木结构，是人工拼合起来的建筑。
　　传奇还将续写，保国寺在跨入千年的门槛后，将更加得到世人的呵护。它的保护和修缮，早已不是寺院的和尚或什么民间组织能够承担的，而是国家的行为，以及全体国民的责任。
　　我们有幸能观赏到宋代的保国寺大殿，去品读历史上文化繁盛时期的建筑文化，仿佛我们是在和千年的古人在对话、交流，古人向后人传递的各种文化信息都安装在大殿的斗拱上，笼罩在三个并不宽大的藻井间。
　　亚洲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存立于宁波，保存之完好，积藏之深厚，乃他地无法比拟。当藏书楼的书香开始飘逸时，距其不远的保国寺佛台前的香火，却已经萦绕了5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