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文字与文明有着密切关系。文字是一个强大的纽带，它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英国思想家罗素在著作《中国问题》中指出，漫长的中国历史没有中断，可能与汉字有关。您认同吗？

　　程章灿：中国有自己强大的文字传统，不仅发明了汉字这个象形文字系统，并延续了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还影响了周边国家，包括日本、韩国、越南等周边东南亚国家，在地理空间上形成了汉文化圈。

　　汉文化是个以汉字为支撑的强大的文化系统。从时间上来看，我们3000年或者说是5000年的文字是一脉相承的，尽管我们有不同的书体和字体，但是延续得非常好。今天我们也许在阅读青铜器上的甲骨铭文时有问题，但是看秦李斯统一后的小篆，基本没有问题。一块2000年前的汉碑上的文字，大多数的文字我们依然可以读懂。

　　汉字从没有中断并有自己稳定的发展框架，因为中国人有爱用文字来记东西的习惯，没有纸张之前，古人把文字刻在龟甲、青铜器、竹简等上面保留。同时我们还有修史的传统，我们的二十四史是最完整的。不仅官方，民间也有很多人写史。印度也有古老的文明，但是他们没有像我们那样完备的史料记载，他们想要了解自己的某些历史还要到中国来看书。

　　再者，自古以来在中国，读书人的地位挺高的，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古文献保存完好也促使了读书的方便，同时对读书人的重视又使得我们的文字和文化进一步得以传播和保留。

　　记者：今天您给我们讲了《解字说文——拆字的文化解读》，为什么会有拆字？

　　程章灿：基本上我觉得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的文字本身是可以拆的，几个部件之间可以分别做解释。

　　其次，在中国人的观念上，相信文字有相当大的力量，或者有相当神秘的力量。古代还有一个习俗，凡是写了字的纸是不能随便扔掉的，要聚在一起焚烧，做坟墓埋起来，非常尊敬文字，所以解读它也就特别认真。

　　还有，拆字是中国文字一个诗意的表现，因为中国文字不是拼音文字，象形这种构造给了我们用文字的人很大的自由想象和了解常识的空间，因此拆字可以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各自有自己的想象，让人浮想联翩，充满乐趣。

　　记者：您怎么看待《说文解字》这本书的作用？

　　程章灿：《说文解字》对于如今了解古代的经典、文献、文化都是很重要的，汉字跟整个中华民族是密切相关的，跟中国文学也息息相关。《说文解字》对汉字的稳定很重要，起到了很大作用。到唐代，当权者开始注意对汉字字形的统一、规范，是以《说文解字》为标准的，后来又有了课本，文字就慢慢稳定下来，流传下来。

　　记者：有人说，中国的文字不仅仅是人类交流和思维的工具，可以说代表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您认同吗？

　　程章灿：确实如此。汉字是象形文字，讲求形象，因此中国人对形象的观察、理解、想象力都是非常强的，形象思维比较发达。比如中国的诗歌，基本上是通过形象的表达来传递意境和表达感情，而英国的诗歌则往往会发表议论。

　　我们的绘画讲求布局和平衡，这也是跟文字的构造有关。书画同源，书法结构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书写漂亮与否。平常我们在写书法的时候，说笔画越简单越难写，就是因为笔画过于简单，平衡感就不太好把握。汉字本身的平衡感也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往往是中庸的。

　　记者：现在孔子学院在国外越办越多，在世界各地好多外国人都学会说“你好”、“谢谢”，但是他们对于方块字还是有困惑。我们该如何通过文字去让他们理解我们的思维方式呢？

　　程章灿：说好中国话与理解中国文字、写好文章是有距离的。这点对中国学生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何况对外国人。如今在孔子学院里，主要还是浅层次的语言交流，书法也只是一种表演的方式。

　　我认识一个英国牛津大学的汉学家，他翻译过《红楼梦》，从影印的翻译笔记上看，我发现他的书法写得特别好，我问他是从哪儿学的？他告诉我从来没有学过书法，完全是自己领悟的。他的汉语是1948年—1949年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学的。能够翻译《红楼梦》，足见他的文学功底，我想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的足够积累和深厚底蕴才具有了对汉字书写的驾驭能力。

　　记者：文字也是我们平常所谓的国学之本，您对国学的理解是什么？对前几年开始流行的“国学热”怎么看？

　　程章灿：我认为，关于中国一切的学问都可以称为国学。但我一般不用这个词，而代之以中国文化研究。

　　“国学”这个词的提法来自于20世纪初，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口，为了保护民族文化，一些有识之士才提出“国学”，怎么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这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所以“国学”具有特定的概念。

　　而在今天，文化更加多元，世界文化的相互交流频繁，我们应该以包容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完全没有必要对立起来。我们需要文化自信，但不是一个概念的提出而已，过分强调所谓的“国学”容易趋向文化保守，这些年的“国学热”我觉得有点“虚热”，因为很多人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求甚解、一知半解甚至误解，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流行来追随。

　　记者：“说文解字”还让人想起一门如今几乎已经消失的学科：金石学，传统意义上的“金石学”已被分解为以下单列的现代学科：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考据学、古文字学、书画艺术学、古器物学、碑帖学……您觉得传统意义上的“金石学”在当下的意义是什么？

　　程章灿：金石学是个很有学问的综合学科，自从引进西方的教育体制以来就瓦解了，就好像给一个混沌硬凿了七个窍。现在大概可以对应的就是考古学了。事实上，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学科是没法割裂的，它们可以相互作为学术支撑。

　　过去的读书人是很强调金石学研究的，他们整体传统文化的素养是非常高的。从宋代欧阳修、赵明诚以来，经历了1000多年的历程。在清代中期，金石学曾经有过第二次辉煌。从学术考订到金石拓片制作，从制订石刻目录、青铜器名录到玺印文物鉴定，一大批金石学家如阮元、毕沅、翁方纲、刘墉及陈介祺、赵之谦鱼贯而出。民国时期金石学的巨擘，前期有罗振玉、王国维，后来则有马衡。此外，金石学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宋明以来的限于青铜器、碑刻到今天的上涉甲骨文，下涉瓦当、铜镜、陶文、画像石等。大家经常说现在没有什么大家，其实跟学科的区分也有关系。

　　记者：随着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汉字书写逐渐远离了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不少人都有过“提笔忘字”的尴尬，而一些生僻的古字如“囧”、火星文字等在网络上走红，您认为这些会影响汉字的将来吗？

　　程章灿：我也注意到包括微博上的年轻人创造的一些新的符号，包括有用类似拆字的方法，把两个字叠起来，编成一个字，来表达他们的情绪，如囧字，我对此持开放的态度。

　　曾经有个艺术家，把英文的26个字母对应中国的汉字，用英文字母按照中国的写法来写，以上中下左右来构成一个字，既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那是“天书”，至少从艺术的角度看是一个创新。我后来了解到，这个艺术家有一整套的实验，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向外发挥影响力的重要表现，当然年轻人在网上玩的东西，不是作为一个实验，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汉字的结构。汉字有强大的生命力，我对这个不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