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研究人员和志愿者林寅巧共同发现了日本国史典籍《师守记》记载的一则南宋明州与日本往来牒文，建立贸易关系的记录。“承安二年秋，宋朝牒状到来。状称:大宋国明州、沿海制置使司牒日本国太政大臣（相当于中国宰相），献方物于又送太政大臣。同三年二月，入道太政大臣送宋国返牒。状云：‘日本国沙门静海牒大宋国明州、沿海制置使、王。式部大辅（藤原）永范卿草之、入道参议教长卿清书、太上天皇（即后白河法皇，时任高仓天皇的父亲）并入道相国遣答信物。’”

《师守记》卷57 记录

《师守记》是日本南北朝时代最重要史料，同时也回顾前朝重要事件，为史官中原师守所著。中原氏是日本名门，与清原氏交替出任大外记（宫廷秘书长）这一职务。师守哥哥师茂的职务是权大外记；师守是他的辅佐官员。书中以师茂视点写的很多记述都可以零星看到；因此有时也被称为“师茂记”。《师守记》目前被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2004年6月8日，日本文物部门将《师守记》定为仅次于国宝的重要文物（日语：重要文化財）。

《师守（茂）记》卷57

日本国书中“沙门静海”并非是普通的和尚，而是第一个武家政权平氏政权建立者的平清盛。他当时已经出家，但仍然掌握着太政大臣的实权，故称“入道相国”。“大宋国明州、沿海制置使、王”是宋孝宗长兄、沿海制置使兼明州知州赵伯圭。时任右大臣九条兼实的日记《玉叶》“承安二年九月十七日”条记载：“自大宋国供物于法皇……赐日本国王物色，送太政大臣物色云云”。1172年秋，赵伯圭向日本太政大臣平清盛致牒，并向日本国王赐送礼物，引起了日本朝野不小震动。南宋明州对应日本对外窗口机关大宰府，明州知州可对应大宰府的长官大宰帅。但此时，赵伯圭送的对象是日本太政大臣和国王，明州知州的头衔是不对等的；他因此用了更高级行政机构，即沿海制置使司的名义送碟。

《玉叶》承安二年九月十七日

日本大河剧《平清盛》也专门提及了这一历史事件。日本国王是“赐”，太政大臣反倒是“送”。这牒暗示了宋朝认为平清盛地位比日本天皇高。于是，反平氏阵营的公卿藤原基房（日本思想家、曹洞宗创始人，来宁波学佛的道元禅师之父）等人主张不回碟。想向海内外彰显自己地位的平清盛主张必须回。

大河剧《平清盛》赵伯圭给日本的国书

平清盛费力讨好赵伯圭的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赵伯圭所担任的沿海制置使是南宋最为重要的封疆大吏，即牒文中沿海制置使司的最高长官。沿海制置司于绍兴二年（1132）九月设置在镇海城北，负责淮东（今苏北）、浙西、浙东、福建四路（宋路相当于后世的省）的行政、军事、监察事务，理所当然包括了宋朝东部沿海的涉外贸易事务审批。二是当时宁波是南宋最大的贸易口岸。由宁波带来的巨大贸易利润仍对日本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三是赵伯圭本人的尊贵地位，是宋朝皇帝的亲兄长。日本认为，既然是皇帝哥哥，肯定是亲王级。事实上，赵伯圭此时还没有王爵。

宋朝钱币

《平清盛》还提及，平清盛打算在大轮田港（位于今神户市兵库区）招待赵伯圭。大轮田港是濑户内航路的重要港口。大阪湾比较浅，大船进不来，需要转成小船运输，而大轮田港就是这些无法前进的大船的货物寄存地。当时，平清盛已经在港口附近建立福原山庄，并定居在此；并且有迁都、建设“福原京”的计划。  

大河剧《平清盛》主角邀请赵伯圭

日本朝廷想与宋朝建立贸易关系。赵伯圭等南宋官员认为，与日本贸易最重要的是贸易船的安全条件，解除濑户内海的海盗隐患是非常必要的。日本朝廷不得不迁就平清盛，毕竟他的家族最擅长平定海贼。

赠予宋人礼品也是让宋朝同意外贸的一项条件，为此日本朝廷争执了近半年。转眼次年季风期来临，宋使即将回国。最后，名义上已经出家的平清盛以“日本国沙门静海”的身份返牒“大宋国明州、沿海制置使、王”赵伯圭。《玉叶》“承安三年三月十三日”条记载，送赵伯圭“剑一腰，手箱一合（盒），在物具（铠甲）等”。后白河法皇也返礼物“蒔绘厨子一脚，纳色革三十枚。同手箱一合，纳砂金百两”，他赠送的对象是已经退位的南宋太上皇宋高宗。

《玉叶》承安三年三月十三日

宋朝使节不辱使命，收获了政治、经济双重外交成果。使船回到镇海后，宋孝宗非常高兴，命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重赏船主和使臣。宋朝大事记《宋会要辑稿》记载：“（乾道九年，1173）五月二十五日，枢密院言：‘沿海制置司津发纲首庄大椿、张守中，水军使臣施闰、李忠赍到日本国回牒并进贡方物等，合行激犒。’诏纲首各支钱五百贯，使臣三百贯。”当然，日本经济也收获颇丰。平清盛成功邀请到赵伯圭访问大轮田港，两国贸易关系正式建立。在平清盛执政年代，是日本正式进入中国宋元明经济圈体制的开始。陶莉《两宋时期的铜钱外流以及对日本货币经济的影响》一文提到，“十四世纪以后，宋钱完全演化成货币，作为日本的主币，支撑着中世纪日本货币经济的发展。”

赵伯圭、平清盛共同建立了宋日贸易体系

（镇海区文广旅游体育局）